▲ 挂了21年的横幅？

2003年的春天，来得似乎特别早，又似乎特别冷。

那时我读初三，每天骑着一辆红色的凤凰自行车上学。学校离家不远，骑车大概十分钟。去学校是缓上坡，回家一直缓下坡，可以不用蹬一直滑到家。中午和傍晚都能回家吃饭，这是走读生才有的特权。寄宿生就出不来了，他们常爬的围墙上被浇了大便…… 所以偶尔得给他们从外面带生活用品进去。

教室里的味道，是这辈子都忘不掉的。每天中午，总会有两个穿白大褂的后勤师傅，背着一台陈好同款手摇打药机走进来。那机器“嘎达嘎达”地响，喷出白茫茫的雾气，像极了西游记里妖怪出场的特效。那段时间，总有同学的练习试卷不小心放在桌面上，然后被药水打湿，不能写了。为了散味，学校还特意换了新吊扇，师傅来安装调速器的时候，班上的富二代（他那时候有MP3播放器，还有能安装魔塔、三国志等游戏的电子词典）问师傅，接入调速器的两根线哪根是火线哪根是零线，我说这其实是同一根火线，在调速器上掉了个头又回去了。

▲ 那山那人那狗 电影也是我们那拍的

那个时候，寄宿生被关在学校，很无聊，我用两个生锈的长铁钉做了一对智力扣，大家玩得不亦乐乎，我刚做出来还是褐色的带锈迹的，班上转了一圈，几天后再回到我手里，已经变银色了，亮闪闪的。

那段时间，大家突然都变得很爱洗手，不过那时候连量体温的条件都没有，没有红外线枪。等你有了非常明显的感冒发烧腹泻等症状，才会被家长领走。
日子还是照常过。下课铃一响，大家还是会挤在走廊上晒太阳，还是会偷偷分享一包辣条，还是会用胳膊肘捅同桌：“哎，卡带借我听一下。”那时我们不懂什么叫“隔离”，什么叫“封城”。只知道每天回家，妈妈会熬一锅白醋，满屋子酸味；只知道电视里的新闻越来越长，白岩松的眉头越来越紧；只知道有一天，班主任突然说：“中考可能不考非典，但你们要考。”

那个时候，大家用着单喇叭的卡带机听《十年》《暗香》《离歌》《挥着翅膀的女孩》《算你狠》《生如夏花》《在他乡》《原来你也在这里》《17岁》《奔跑》《半糖主义》
后来，夏天来了，疫情慢慢退了。不会每天消毒了，卡带机里开始放的《东风破》。周杰伦开始名声大噪起来。

多年后，我在大学图书馆翻到一本旧杂志，上面写着：“2003年，非典，北京。”我突然想起那年春天，想起那台“打农药”的喷雾器，想起那张湿透的试卷，想起同桌藏在袖口里的耳机线。原来，记忆就是这样，它不会因为时间而褪色，反而会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，像消毒水的味道一样，猛地钻进鼻子里，让你打个喷嚏，然后笑着骂一句：“那年啊……”

那年，我们才十四岁。那年，我们以为非典会改变一切，可一切终究还是变了。唯一没变的，是那首歌里唱的：“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，可知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。”

而我们，终究在消毒水的味道里，长大了一点。